来源：Political理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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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兰德尔·柯林斯：关于情感、暴力、注意力空间和社会学

编者按：

在本次采访中，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讨论了自身作品中的各个方面。首先是为什么宗教互动仪式构成了特殊的情感转化器，数字时代的互动仪式，以及在政治和革命中编排互动仪式所需的符号性和经济性力量。接下来，他讨论了过去和当下关于暴力的社科研究，并重新思考“注意力空间”概念 ——柯林斯曾在分析暴力性互动与思想家间的智力性争斗中应用这一概念。本次采访不仅展示了柯林斯杰出的社会学洞见，更为社会科学家提供了一位在社会理论方面强大而乐观的榜样。

作者简介：

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美国社会学家，在他的教学和写作方面都极具影响力。他是当代领先的社会理论家，其专业领域包括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宏观历史社会学、微观社会学、以及知识和社会冲突的社会学。他被认为是美国主要的非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家之一，并于2010年至2011年担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

文献来源：van der Zeeuw, A., Keesman, L., & Weenink, D. (2018). Sociologizing with Randall Collins: An interview about emotions, violence, attention space and soci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1(2), 245–259.

Randall Collins

编 者 按

本次采访围绕着六个议题展开：

1）互动仪式，宗教与情感转变

2）数字时代的互动仪式

3）互动仪式的政治经济学

4）新的暴力社会学

5）“注意力空间”概念

6）社会学展望

（由于推送篇幅有限，本文将节选部分采访内容，以柯林斯著作中的“互动仪式”和“注意力空间”两个概念为核心进行编译，其他内容请读者参考原文。）

互动仪式、宗教与情感转变

提问：

您使用“情感能量”（emotional energy）一词形容那些感到自信、热情，想要并能够采取主动行动的人的情感状态。既然情感能量来自于成功的互动仪式，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行动者的情感能量是在群体集会中产生的。您还指出，互动仪式是情感的变形。那么，仪式开始时的主要情感是什么？这种情感能量是否会影响仪式结果？当共享的情绪是哀悼、愧疚、愤怒或幸福时，产生的情感能量是否有所不同？

回答：

互动仪式总是始于某种情感。互动仪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情感的共享程度。如果仪式成功，开始的情感可以变成一种不同的情感。葬礼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强烈的负面经历可以使人们团结起来，并将这些情感转变为团结的情绪。那么，仪式从什么情感开始就无关紧要了吗？

我认为互动仪式中的情感种类确实很重要。我的想法一部分来自宗教仪式——这个涂尔干发明的概念。其他情况则与宗教仪式类似，例如体育赛事和音乐会。这些例子中都有集体欢腾的神奇时刻，都有个体被群体吸纳的感受。那么宗教仪式在其中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我的结论是，有两件事是宗教互动仪式特有的。

一个是时间感。宗教几乎总是指向过去。这在犹太教——这一几乎完全是关于回忆3000年前历史事件的宗教中格外明显。佛教对历史的关注度稍差一些，但基督教无疑具有这一特点。宗教指向过去并暗示着这一特点将继续直至时间或世界的尽头。因此，宗教仪式为我们提供了鲜明的自我意识，一种作为嵌入时间的信徒中的一员的自我意识。

另一个是涉及的情感。最关键的是一种敬畏感，感到存在比我们更重要和伟大的事物，而不仅仅是共同的喜悦心情，就像赢得足球比赛与宗教经历并不在同一层次。赢得一场比赛不过是在几天的时间里就会轻易淡化的事情。是的，我认为存在独特的宗教情感。基督教就是改变情感的绝妙例子：它始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极度悲伤的情感，却在之后变成了喜悦的重聚情感。其他宗教则使用了不同版本的情感转换。

数字时代的互动仪式

提问：

看起来互动仪式正在某些情况下以数字化的形式蓬勃发展，比如黑客社区、在线约会或电子竞技。在这些情况下，互动仪式是专门为了通过数字媒体的使用而设计的。有些人非常习惯于这种具有媒介的互动仪式，以至于当这些互动仪式要在线下近距离发生时，他们会感到缺乏信心，甚至感到不适。

因此。这些具有媒介的互动仪式会比面对面的互动仪式激发更多的情感能量。这对于未来的的互动仪式理论研究意味着什么？

回答：

《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一书第二章的图表显示了影响仪式强弱甚至成败的变量。这是我反对1970年前的功能主义仪式分析时期的观点。当时的理论是：当事情进展顺利时，仪式就在起作用，当事情恶化时，人们会使用仪式以使得事情变得更好。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分析不过是无谓的重复。我们必须观察影响互动仪式成败的变量，以及每种情况下的不同结果。有些议题对于该理论来说是真正的挑战，尤其是在电子媒体时代。我们是否必须通过面对面互动才能感受强烈的团结感？Rich Ling 2010年关于手机的著作对此进行了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可以通过电话进行互动仪式，但仪式并不是很强烈。因此，通过电话进行交流的人们也希望面对面地看到他们的互动伙伴。

我们能从那些偏好通过数字媒体进行互动的人们身上发现什么？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个互动市场，人们市场中为彼此提供不同的情感或文化资本、以及与他人接触的机会。这个市场是一个连续体，有些人在市场上有很好的位置，有很多互动资本，而其他人的互动资本则中等或很少。一个假设是那些更喜欢在线互动的人是那些没有太多文化或其他种类资本的人。

而占有重要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人们几乎总是面对面地讨论重要事务。他们的成功取决于能否对某人施加情感影响，并了解他们正在处理的线索。乔布斯使得我们的数字媒体成为可能，但他却不喜欢电子邮件，他总是想与人见面。另一方面，从事数字媒体研究的人说媒体使我们不必立即做出回应，使我们有更多时间来计划或控制情感。而时间安排在面对面仪式中很重要：如果回应时间放缓，对方可能会注意到疏远或犹豫，如果你有良好的互动节奏，则表示着团结一致。同样地，我再次认为使用数字媒体与较弱的社会地位有关。

分层是新媒体爱好者普遍忽略的方面。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抛弃互动仪式理论或数字媒体的重要性。涂尔干、戈夫曼及其追随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在整个历史中都有着不同变量优势的强大机制。在未来数字媒体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互动仪式理论中的变量将继续发挥作用。这一理论可能会被修改，但它仍然是在高度数字化的世界中理解社会行为的关键。

新的暴力社会学

提问：

您认为为什么韦伯和涂尔干生活在战争年代，却从未明确写作关于暴力或战争的文章？从那时起，社会学中的暴力研究有了相当多的发展。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讨论一种新的暴力社会学，而您的著作在这一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您会如何在结构性暴力理论的身旁放置新的暴力社会学？

回答：

韦伯在广义上写过暴力，但他写作的主要是世界历史，主要关注现代世界的起源。一战之前，他写了一篇关于德国如何陷入非常困难的政治和外交立场的文章。他写道，德国没有好盟友，他们不应该尝试同时与英法作战。战争爆发后，他和其他人一样热情了一段时间。他参加了军队委员会，并被安排在医院担任一份文职工作。在三四个月之内，他就失去了热情，试图辞职并参与和英国进行的政治谈判。

发生在涂尔干身上的事情更像是一场悲剧。战争之前，涂尔干本人是国际主义者，属于一个支持世界和平的国际集团。他尤其与德国学者的关系特别好。在萨拉热窝刺杀之后，法国发生了许多呼吁战争的示威游行。法国知识分子几乎都开始参加战争准备。涂尔干本人也是如此行事，以至于战争爆发后他在社会学上没有写作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写了关于法国文明如何一直优于德国文明的无耻宣传。他还写了关于法国教育史的文章，并指出它比德国教育制度要好。这一文章非常虚伪，因为他是在1870年代由法国教育部派来调查德国教育制度并希望将改革引入法国的。涂尔干进行战时宣传时在思想上毁了自己，他变得越来越沮丧，他甚至不能再演讲了。

与其他时刻相比，今天的社会科学对暴力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更广泛的兴趣。在1940/50年代期间，人们专注于解释纳粹，好像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随后是一段对暴力的兴趣下降的时期，尽管此时越南战争仍在继续。我认为现在该领域已经变得更加成熟。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微观数据越来越好，关于暴力环境的现场研究也越来越多。Elijah Anderson，Alice Goffman和Bowen Paulle等研究人员就是很好的例子。

注意力空间

提问：

“注意力空间”（attention space）的概念在您的工作反复出现，这表明了社会适应对于共同的关注重点和行动的重要性。您使用这一概念来分析紧急情况下的暴力行为，以及哲学家之间的跨越时空的智识争斗。您会将注意力空间这一概念放在社会中的哪一层级？您会将这一概念与布迪厄的场域概念进行比较吗？

回答：

我从对哲学家的网络分析开始，并归纳出一个原则，即那些将来成为最著名的人与其他具有较高声誉的人（前辈人、当代人和后辈人）有更多的联系。像亚里斯多德这样的老师有数百名学生，而像威廉·冯特这样更现代的人可能有几千名学生，但其中只有六人会成为著名的学者。因此，除了网络连接外，还必须有其他东西——我决定将其称为有限的注意力空间。 通过分析哲学家的网络，我们很明显地发现，永远不会一次只有一位极其著名的人物，总是至少有两个，而通常是三个。那是因为他们用各自的观点来划分领域，互相反对。

另一方面，有很多方法可以在某个领域进行创新。你可以轻易地创立与其他人不同的思想流派。但是，在接收端上，大多数复杂的区别不再受到关注。这就在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最多只有六个重要位置可以成功地传递给学生。

注意力空间的概念在理论上占据着模糊的位置，它不是非常微小，但是它将位于何处？一方面，它可以处于网络的接收端。而在更微观的层面上，在知识领域非常成功的人拥有杰出的老师，但是他们从老师那里学到最重要的不是老师思想的具体内容，而是该领域的运作方式。他们将其很好地内部化，以至于在创建新想法时不必刻意考虑这些想法将吸引谁。注意力空间进入了知识分子作为该领域成员的潜意识中，这就类似于布迪厄的场域概念了。布迪厄的概念实际上正缺少有限的注意力空间，即该领域仅可容纳一定数量的个体。

我第一次意识到注意力空间也可以应用于非智力过程是在研究暴动时。在暴动的照片和视频中可以看到，实际上有暴力行为的人的比例较小。你会看到前面有六到十二个人的团体在前面扔石头，也许后面站着一百个人什么都不做。那么，为什么不让这一百人呆在家里，让那十个人暴动呢？问题在于，这样后者就不会觉得自己受到任何情感上的支持。在其他方面，观众的在场也有很强的影响力。当他们发出声音并表明他们正在注意时，骚乱者行为将会持续。当观众停止关注小规模打斗时，这些打斗很快就会结束。因此，注意力空间的概念似乎在骚乱和其他形式的集体暴力中再次出现。在警察暴力中，我们发现被召到犯罪现场的警察越多，某人受到警察严重伤害的机会就越大。我认为这是一种观众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