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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ow Ting Lee：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媒体、传播与信息学院教授

Julian Lin：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师

编译：童桐

编校：王沛楠

原文刊载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2017年第1期

理论接合：公共外交中的信息补贴

本研究将国家间的“关系建构”作为公共外交的最终目标，通过信息补贴这一研究对象对公共关系与公共外交两者概念进行接合。本文的核心概念——信息补贴是组织开展公共关系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指组织通过为媒体等外部机构提供无成本的信息和新闻稿及其它公共关系材料。信息补贴的作用在于，在对新闻材料有选择地建构（例如，组织信息、声誉和谈话要点）过程中，信息补贴可以将组织观点战略性地转移到媒体报道和舆论中。政府所提供的信息补贴一般被认为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容易被大范围引用。而公共外交的目的在于通过沟通来传递信息和施加影响，最终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建构。因此，作者认为，将公共关系领域中的信息补贴作为理解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合理性，可以结合两者的理论假设。

研究选取美国、中国和新加坡三个国家政府网站的外交文本进行研究。其中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两个国家是除欧盟以外世界上最大的相互贸易伙伴，美国和中国之间总体稳定，但双方复杂和多层关系也因各类冲突问题而紧张。新加坡作为与两国均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其外交文本同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使用Leximancer软件文本分析工具对网络公共外交文本进行科学计量描述和分析。在方法上，本文以恩特曼等人提出的框架理论作为分析框架。三国外交文本的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外交部网站、美国白宫网站以及新加坡政府网站。

Leximancer在进行词语处理时并不会预先为相关词语赋予意义或情感特征，其通过还原重要词语所出现的语境来反应相关词汇的意义与框架。Leximancer分析的第一层为重要“概念”，Leximancer将“概念”定义为一组词语的集合。通过聚类，Leximancer分辨出文本中最重要的几个概念及统领这一概念的“子词汇”（如下文提到的国家、社会、美国和人民）以及其它词汇。Leximancer分析的第二层为主题，基于框架理论，不同框架在对同一事物进行解读时会使用不同的解读方式，Leximancer自动收集和识别的相关概念的集合，如下文提到的三国对于“人权”这一概念的不同解读框架。通过验证，Leximancer在进行文本分析时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

差异化框架：三国信息补贴中的同与不同

研究发现，三个国家的外交文本的四个主要“概念”是国家，社会，美国和人民，四个概念则引申出多个相关词汇（见下图）。在差异方面,美国公共外交文本更加强调人民和工作；中国主要集中在合作与发展上；而新加坡则重视经济和合作。

其中，美国信息补贴中排名前十的概念是人民（people）、工作(work)、国家(countries)、社区(community)、支持(support)、世界(world)、国际(international)、经济(economic)、安全(security)和政府(government)。中国的十大概念是合作(cooperation)、发展(development)、国家(countries)、经济(economic)、关系(relations)、社区(community)（community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含义，作者并未指出这一细节）、国际(international)、世界(world)、双边(bilateral)和贸易(trade)。在新加坡文本中，排名前十的概念是国家(countries)、经济(economic)、合作(cooperation)、社区(community)、国际(international)、世界(world)、关系(relations)、双边(bilateral)、全球(global)和访问(visit)。

在13714篇文本中,人民和权利两个概念共现的可能性为0.98，这意味着两个概念存在高度的连通性。在人权文本中,社会在新加坡文本中排名第一，在中国文本中排名第三，在美国文本中仅排名第五。其它差异包括中国和新加坡的文本中很少发现女性和暴力的概念,但在美国文本中这两个概念更加突出。相比之下,历史是美国文本中最少提及的概念，但在中国和新加坡更受到重视。而中国和新加坡的文本更有可能在历史和社会的概念框架内对人权进行捍卫,将重点集中在一个国家独特的“历史”和“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下,强调“亚洲价值观”。

单向与二元：现有公共外交研究的缺陷

作者认为，三个国家信息补贴文本中的主题和概念之间存在着有限的一致性，在三个国家使用信息补贴方面,三者呈现出迥异的框架和议程。其原因在于，文化作为一种潜在的力量,潜在地塑造了各国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公共交流模式在处理当前公共外交文本时,文化应该被带到公共外交实践首要位置。

另外，三个国家在进行信息补贴实践时仍依赖于旧有公共外交的概念，即将公共外交作为一种单向沟通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外交不仅不能起到说服的作用，还会削弱软实力,因为“软实力首先取决于理解他人的思想”。这一各个国家的信息补贴主要面对于全球不同媒体，外交文本需要经过媒体的文本转译后才可到达受众。但此类经由中间人的公共外交行为很容易演化成“独白”式的公共外交模式。因此，未来各国在进行信息补贴过程中应更多考虑文化因素，将信息补贴直接转化为符合共同价值观的文本，这样有助于培养自身软实力。

最后，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反对将公共外交视为一种二元关系。公共外交学者多数研究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互动关系。然而，在经济和政治形势不断演变的21世纪，对国家二元关系的研究可能会忽略影响公共外交多种关系之间丰富的相互作用。在这一案例中，新加坡是美国和中国看似亲密的政治和经济盟友(也是一个文化混合体)。虽然新加坡著称的实用主义者方法。但分析表明,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新加坡可能更符合中国而不是美国的价值取向。这与既有认为新加坡在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中保持“中立和不结盟”的观点产生了矛盾。

原文请见：Seow Ting Lee & Julian Lin (2017)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Public Diplomacy and Public Relations: A Five-Year Analysis of the Information Subsid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11:1, 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