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理学家谈论媒介与传播时,他们谈论什么?——兼评保罗·亚当斯的《媒介与传播地理学》
2019-11-01 14: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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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国际新闻界   原创: 袁艳

袁艳,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本文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19WKYXZ)。

如果说,传播学已经无数次地向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甚至某些自然科学学科表达过敬意,那么直到今天,它对地理学还缺少足够的谦逊。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和传播学的“空间转向”相互激荡,让原本相距遥远的两个学科渐行渐近,撞击出“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这一跨学科交叉领域,在许多方面颠覆了人们关于何为媒介、何为空间、以及如何研究媒介和空间的旧有观念。虽然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已是汗牛充栋,但是对整个领域进行系统梳理和架构的专著却并不多见,保罗·C·亚当斯(Paul C.Adams)的《媒介与传播地理学》 (Geographies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便是其中绕不过去的一本。

本是同根生:

古典地理学与传播学的渊源

西方地理学家从什么时候开始谈论媒介和传播问题?比较通行的说法是追溯到1985年英国地理学家杰奎林·伯吉斯(Jacquelin Burgess)和约翰·戈德(John Gold)合编的《地理、媒介和大众文化》(Geography, the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Couldry & McCarthy,2004:4;邵培仁,杨丽萍,2010 :6)。如果跳出传播学对媒介的传统定义,进入地理学的视野中,我们就会发现地理学对媒介与传播问题的关注比人们想象的要久远得多,也丰富得多,一直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上半叶现代地理学创立之初。

十九世纪是现代地理学的“古典时期”,由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卡尔·李特尔(Karl Ritter)两位同时代的德国地理学家共同支撑起(哈特向,1946/2011:35),当时的欧洲,也正经历着由铁路、电报、摄影等一系列现代传播技术的发明所带来的“惊异非凡的时代”(Carey, 1997),两位现代地理学的创始者不可避免地将眼光投向了当时的“新媒体”。李特尔1833年在《地理科学的历史要素》 (Ueber das historische Element in der geographischen Wissenschaft)一书中就敏感地意识到:“电报技术的发展不仅会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将从各个方面改变空间差异……它让人们看到过去完全不存在的事物,让遥不可及变成触手可得,甚至变得司空见惯。”他为此还专门构想了一种新式的多层地图来反映这一传播技术所带来的变化(转引自Thielmann,2010:4) 。请注意,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传播学这个学科。

不仅如此,19世纪古典地理学还为一个世纪后传播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将传播学兴起的原因归结为十九世纪盛行于西方思想界的社会有机论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流通革命”(马特拉,1996/2008:2)。地理学家阿伯勒(Abler,1974:328)也有相同的论断:“历史地来看,对传播重要性的认识与社会有机论密不可分。”所谓“社会有机论”(social organism),就是将社会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社会各个要素就像身体的不同器官一样既各司其责、又统一协调,共同维持社会的健康运转和持续发展,在这一系统中,传播的意义就相当于人体的血管和神经,执行着配送、调节和控制的功能。这种对社会的生物学想象与之前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机械论形成巨大的反差,其之所以在十九世纪欧洲普遍流行,离不开德国地理学的贡献。

正是在古典地理学的整体观和自然有机论的基础之上,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发展出他的社会有机论。铁路工程师出身的斯宾塞在接过了有机论的接力棒后,自然会对传播和流通投以更多的热情。他将社会分作生产、流通和控制三个系统,道路、运河、铁路构成流通系统,像血管一样执行营养配送的功能;邮政、电报和报纸等构成信息传播系统,像神经系统一样负责协调和控制。这一思想后来成为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重要基础,约翰·杜威(John Dewey)、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罗伯特·E·帕克(Robert Ezra Park)、伯吉斯(E·W·Burgess) 和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都是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的追随者,帕克和伯吉斯把自己的社会学研究称作“人类生态学”,把植物和动物生态学理论结构系统地用于人类社区研究之中(马特拉,1996/2008:14)。

物质主义的分岔:传播即交通

人类传播行为究竟是物质的还是文化的?这个问题在古典地理学中似乎不存在,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创立人文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弗里希·拉采尔(Fridrich Ratzel)。翻开拉采尔的《人文地理学》(Anthropogenographie),对Verkehr(流通)的讨论在其中占到整整一章。拉采尔把流通比作是“空间的主宰”(raumbewättiger),“是构成城市和国家的重要机制”,它使得地理空间成为“活的空间”(Lebersraum)(马特拉,1996/2008:6)。这里的“流通”并不仅指交通,而是同时包括交通运输和信息传播。事实上,这种混合涵义在早期英语的communication和法语的circulation中也同样存在,它与人类长期以来的传播和交往经验是吻合的。在电报发明之前,邮政、报纸等远距离信息传播必须依靠马车、铁路、轮船等交通运输系统,所以,思想和信息的沟通与物理空间的通达总是交织在一起。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种混合涵义仍然被西方学术界普遍采用。在“传播”与“交通”不分家的情况下,许多研究其实是集地理学、社会学、传播学于一身,拉采尔讨论电报技术,库利研究交通理论,英尼斯研究铁路史和皮货贸易,他们做的既是地理学,也是传播学,或者可以被视作早期的“传播地理学”。

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传播”的意义开始发生变化,渐渐脱离了物理交通的涵义,专指符号和信息交流。至于其中的原因,凯瑞的解释是因为电报的发明第一次让信息传输在技术上摆脱了对物理交通的依赖,并且反过来成为控制和协调物理交通的工具,仿佛“神经的传导脱离了肌肉”(Carey,1992:166)。也就是说,传播与交通原本都是通过提高速度战胜空间和距离,但是电报的速度让二者产生了质的区别:交通只是部分减少了空间的阻力,而电子传播则似乎完全消灭了空间和物质的障碍,以某种虚拟、甚至神秘的方式实现了点对点的传输。因此前者仍然属于地理学研究的范围,而后者则一下子跳出了地理学,进入了虚拟的意识层面,需由心理学和信息科学来接管。由此,一条地理与非地理、物质与非物质的知识鸿沟将二者一刀两断,研究的轨迹也分道扬镳。

在技术和观念的双重作用下,地理学渐渐放弃了信息传播而专攻物理交通。这一分岔到了60年代显得格外明显,比如一本名为《英国传播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Communications in Great Britain)的专著仅在引言部分承认信息传播原本也属于一种传播,接下来通篇讨论的都是公路和铁路交通。该书的作者坦言:“传播就像是地理学的灰姑娘,我们只在口头上承认它的重要性,没多少人对它做专门的研究”(Appleton,1962:5)。1974年,终于有一篇名为《传播地理学》(Geography of Communication)的文章开始正面讨论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现象,但也只是孤零零地委身于一本名为《交通地理学》 (Geography of Transportation)的论文集中(Abler,1974)。所以,如果要了解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地理学中的传播研究,不能以当时传播学所定义的“传播”概念来识别,而是要进入交通地理学对“传播”的研究中。

传播与交通的分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传播学和地理学后来的走向。一方面,交通的退出让媒介与传播研究渐渐脱离对空间和物质的考量,走向以文本和内容为中心的套路,无论是美国的经验学派还是欧洲的批判学派,都有这个通病。另一方面,对信息和意义交流的回避也让地理学研究走向物质主义的极端,偏面地采取自然科学的路径去理解复杂多变的人类社会空间经验,将研究的合法性和严谨性完全建立在逻辑实证的原则上,过份强调证据的可视化、可量化、以及因果逻辑关系的推导。

即使是谈到信息传播问题,地理学家也会套用对交通的解释。当时的地理学普遍将空间和距离当作社会经济发展的阻力,甚至是“暴君”(Warntz,1967)。无论是信息传播还是物理交通,无非都是通达的手段,其意义都在于战胜距离、重组空间,通过高效率地控制人与物的流动、集中和扩散,发挥物质和社会资源的最大效益。在这种工具理性的驱使下,交通地理学与当时主流传播学一样,也出现了许多关于信息传播的“强效果”理论。

“文化转向”:传播即表征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证主义地理学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偏向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地理学的天平开始向人文倾斜,人类传播的另一个面向浮出水面:它作为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表达和建构,而不仅仅是传输的工具。地理学家眼中的“传播”从“交通”转变成了“表征”。

这一转变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段义孚(Yi-Fu Tuan)、雷尔夫(Edward Relph)、大卫·西蒙(David Seamon)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和现象主义地理学。这一派学者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角度重申人的意义和价值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他们认为空间和地方不是某种外在的物理现象,而是间于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社会存在(Entrikin,1991)。地方不仅是由山川、河流等自然要素构成,也是人的主观认知和历史文化经验所生成,其生成的方式自然离不开符号性的表达和传播,特别是不同文化中内在的宇宙观和信仰体系(段义孚,1977/2017)。通过强调符号的意义,人本主义地理学将传播研究带离了交通地理学的物质主义轨道,打开了通向表征的大门。

第二个阶段是9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的兴起。这一学派一方面继承人本主义地理学对人的回归,改造了早期伯克利学派所树立的物质主义的文化地理传统,不再将文化等同于有形的物质制品和地理痕迹,而是开始关注无形的精神文化产品;另一方面,他们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何为人”“何为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从符号学和英国文化研究中吸取批判的力量,挑战关于“地理真相”的迷思,颠覆建立在历史传统和精英标准之上的文化霸权。研究的重点从发现“真相”,转向揭露“真相”的社会建构方式和背后的权力关系;从捍卫“地方感”,转向对“地方感”和“地方文化”的形成机制进行更为动态和政治地考察,强调“当代与历史并重、社会与空间并重、都市与乡村并重、主流与抵抗并重、以及现实与表征并重”(Cosgove & Jackson,1987:99)。

正是这样的“文化转向”让地理学家重新正视媒介的意义。1985年,伯吉斯和戈德在《地理、媒介和大众文化》(Geography, the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一书中发出呼吁:“媒介已经被地理学冷落了太长时间!”(Burgess & Gold,1985)。今天看来,这本书完全是地理学对当时英国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的致敬,它将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的表征理论和“编码解码”理论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用它来分析报刊新闻对内城区和第三世界国家形象的建构、电影和小说对自然灾害的呈现、以及风光纪录片的叙事风格等诸多议题。这些研究不再用 “正宗”的标准来评判大众媒介对地方的呈现,而是将它作为生产地理想象的强大力量,并透过内容分析折射出各种政治经济权力和意识形态如何参与地方形象和意义的建构。这正是当时大多数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学者所采取的研究路径,只不过被文化地理学家移植到了对地方和地理经验的研究中。

这种路径在当时爆发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它以文化之“虚”撼动了物质实在性背后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让人文地理学彻底摆脱了物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牢笼,用相对的、建构主义的空间观撼动了以往绝对的、功能主义的空间观。表征和话语的力量让人们看到社会实践与空间之间的相互建构的关系,这不仅为地理学研究打开了一条新路,也为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进入其它人文社会科学扫清了道路。

然而,对于一个具有深厚物质主义传统的学科来讲,新文化地理学在“以虚克实”的同时,也不免过于“务虚”,许多学者担心一味地在话语和表征的圈子里打转会让地理学逐渐因“去社会化”和“去物质化”而变得贫血(Jackson,1996:573;Philo,2000)。从90年代末开始,人文地理学中又产生了“回归实在性”的呼声。这一回归并不是要回到原来那种科学和量化的“实”,而是要找到打通物质主义和文化主义的通道,超越虚与实的两分法,新一轮自我超越也带来了地理学家对媒介和传播现象的再度审视。

非表征主义地理学

和虚拟地理学:超越虚实之分

打通虚实的第一条路径是非表征主义地理学,它是通过发现物质的能动性和身体的主体性来破除语言和表征对于文化的主导地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化地理学家开始从流行音乐、舞蹈、夜总会等大众文化现象的研究中感到语言的局限和表征的贫困,他们呼唤冲出“语言的牢笼”,寻找表征以外的世界。非表征主义给媒介地理学研究带来了三方面的影响。一是身体转向。认为人既是意识主体,也是身体主体,既通过思维认知,也通过身体认知。在分析对象上,不再拘泥于对视觉文本的分析,而是将声音、气味、触觉、味觉、运动和情感等多种感觉和经验带入研究范围;二是物质转向。将观察点从人转向自然和物质,发现非人类因素的能动性和文化意涵;三是实践转向。不拘泥于媒介“说了什么”,而是“做了什么”,观察媒介参与地方建构的过程和机制,而不是结果。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方面的变化与其说是对媒介表征的抛弃,不如说是扬弃,旨在发现“表征的实在”(Dewsbury,Harrison,Rose & Wylie,2002)。

第二条打通虚实的路径是虚拟地理学。这里的“虚拟”当然是指电脑和互联网所创造的社会交往和空间体验。当这两门技术刚刚出现时,它们一度不在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内,而是被浪漫地想象为与地理无关的天外之物,是不占据地理空间和物质资源的“赛博空间”和“虚拟环境”,或是可以超越现实的“网络社会”和“虚拟社区”(Mosco,2005)。随着“新技术”的光环渐渐退去,电脑、互联网、手机等媒体也逐渐纳入地理学家的视野。他们开始为所谓的“虚拟世界”绘制地图,发现这里绝非世外桃园,同样存在着中心和边缘、高峰和低谷、富人和穷人、控制和被控制(Graham,2019)。随着“虚拟”的非物质假象被捅破,地理学家进一步发现“虚拟”的背后藏着对现实世界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的极度依赖,现实世界的地理分布和空间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虚拟世界版图的结构和扩张。

保罗·亚当斯与地理学的“传播转向”

至此,我们依次介绍了西方地理学研究媒介与传播现象的四种主要进路:交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非表征地理学和虚拟地理学,它们兴盛于不同的时期,传达着不同的媒介观和传播观,围绕不同的核心概念解析地理与媒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尽管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彼此间一直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这使得媒介与传播研究虽始终存在于地理学家的视野中,却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领域。为这种离散状态划上了句号的,正是亚当斯的《媒介与传播地理学》。

在借鉴传播学理论时,亚当斯也比当时许多新文化地理学家的视野更加宽阔,他不仅受到本校传播艺术学院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的栽培,得到了文化研究的真传,而且从本科时就醉心于麦克卢汉的理论,比单纯崇拜文化研究的地理学家对媒介多了一份物质和技术层面的关怀。他发现一旦把媒介置于现实的场景和社会实践之中,何为媒介(media)、何为讯息(message)便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一般人认为,跨学科交叉注定只能在两个学科的边缘做一点修修补补的工作,而亚当斯却是通过交叉向两个学科的中心发起挑战。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亚当斯往前走一步,提出“媒介即地方”。比如电视,它不仅不会像许多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担心的那样带来“地方感的消失”,而且还在创造另一种地方。只要我们不把电视等同于电视节目,不把地方与地点划上等号,那么电视显然和建筑一样都是重组社会交往和管理社会边界的“相聚之地”(Adams,1992:117)。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亚当斯又往前走一步,提出自我是由“身体”与“身体之延伸”共同组成的“延伸性自我”,前者植根于特定时空,受到感官的限制,相对稳定;而后者则产生于人们与世界的互动,变动不居(Adams,2005 :55)。在此基础上,亚当斯不再只是一个关注媒介现象的地理学家,而是一个以媒介为视角和方法的地理学家,媒介和传播成为他通达人文地理真谛的钥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亚当斯认为地理学正在迎来“传播转向”。与上世纪90年代的 “文化转向”相比,“传播”的概念“更指向一个过程而不是某个对象”。所谓“传播转向”,不单关涉符号和表征,而是“一切与传播相关东西普遍成为地理过程中的要素,并决定着它们的样式和描述。”(Adams,2009:11)

接下来亚当斯要做的就是为这个地理与传播的交叉地带绘制一张相对完整的地图,这便有了他著名的“四象限图”,整本《媒介与传播地理学》可以说是这个地图的详解和使用说明。图的横轴是地理分析的两个矢量:空间和地方,纵轴是媒介的两种属性:空间传输和现实表征,纵横交叉产生“空间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间”“地方中的媒介”和“媒介中的地方”四个象限,分别代表着四种相互关联的研究领域和范式,也大致对应着本文之前总结的四种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研究路径:交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非表征主义地理学和虚拟地理学。借助这个象限图,亚当斯得以将地理学中关于媒介与传播的各路研究带到了一处,将曾经隔离研究流派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研究领域。

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现状及未来

《媒介与传播地理学》英文面世后的十年间,亚当斯提出的“传播转向”不再只是一种理论创新,而是迅速发展的新媒介正在向我们打开的现实图景,是对数字化、移动化和智能化所带来的人与地方关系转型的回应。随着电子地图的普及以及“大众点评”“嘀嘀出行”“摩拜单车”等位置媒体的迅速渗透,地理信息已经从传统媒体中的内容,变为组织其它信息的平台,媒介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嵌入到日常生活的实体空间之中,媒介与地理渐行渐近,“媒介的空间化”和“空间的媒介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真实可感。

凭借这本书所搭建的理论框架,亚当斯当然地成为西方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的扛大旗者。毫不意外,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研究的这些最新发展已经大大溢出了亚当斯十年前为它所绘制的四象限图,要为它重新画一张地图只会比十年前更加困难。十年的发展虽然让媒介与传播地理学研究变得更为活跃,却并未让它的边界和中心变得更为清晰。直到今天,西方学者关于媒介与传播地理学是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还存在许多争议,关于这个领域的核心概念、关键议题和研究方法尚未形成足够的共识,新老研究之间也缺乏延续性,没有人能说清楚“媒介地理”(media geography)“媒介空间”(mediaspace)“地理媒介”(geomedia)这些混合概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连究竟是叫它“媒介地理学”还是“传播地理学”都一直存在争议。这种尘埃未定的状态或许限制了媒介与传播地理学发展成为一门更加主流的分支学科,但一个尚未完全定型的研究领域恰恰也更能包容不同学科和不同流派之间的参与和争鸣,更能产生意料之外的碰撞。

也许有人会担心跨学科交叉会让两个学科失去各自的特色,但亚当斯认为这恰恰可以促进两个学科内部的整合。的确,无论是地理学的“传播转向”,还是传播学的“空间转向”,都不是为了成为彼此,而是为了自我更新。它们都是开放社会科学时代的产物,与全球化和新技术所带来的“物质性转向”“身体转向”“实践转向”以及“后人类主义”等当代学术思潮存在着内在的呼应关系,其未来的发展不仅取决于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也取决于整个社会科学学科范式的迭代和交融。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7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 / 小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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