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身体与情欲:日常生活研究中的方法和伦理
2020-08-01 14: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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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质化研究 

以下文章来源于探索与争鸣杂志 ,作者黄盈盈

我们的公众号之前推送过数篇黄盈盈老师的文章。本篇文章既可以看做黄老师自身研究方向形成的经验历程,又能从学术层面指导我们她是如何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女性身体的。

作者:黄盈盈

来源:《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期

摘要

基于作者十余年来对"身体与性/别"的社会学经验研究,以及来自生活现实与理论脉络的双重思考,试图在中国情境与语境中探索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女性身体,尤其是积极的"情欲身体"。具体以"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身体与性"的研究为例,来实践"论方法",即探讨研究过程中的方法学问题,从研究的问题意识、如何与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谈性的具体方法与策略两个方面展开细致的描述、分析与反思,尤其侧重涉及"隐私话题"、"边缘人群"的"日常生活"研究时,研究过程中的困境、尴尬、失败、契机,以及研究者的身体在场的方法学讨论。当研究者面对生活世界的制约时,应正视自身的局限性,探寻积极的生活空间与研究情境。

关键词

日常生活;女性身体;情欲;性/别;论方法

我从1999年开始研究红灯区里的小姐们,试图去了解一个赤裸裸的以身体与性谋生的女性群体,她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实践以及背后的生活逻辑。早期的并不成熟的思考促成了我的硕士论文(《对A市与B市发廊小姐的考察与分析》)。从博士开始,我的研究岔出了另外一条相关的路线:女性的身体与性研究。我以城市白领女性为研究主体(群体),探讨身体、性、性感这些“日用而不知”[1]的概念在琐碎的生活世界里是如何被理解与实践的。近10年来,我与学生们继续“身体与性/别”的社会学经验研究,陆续以月经、乳腺癌、色情、性别气质、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体与性、妇科、变性为主题,从主体理解与日常实践两个角度探讨琐碎生活中的身体,尤其是女性以及多元性别的身体。

身体项目仍在继续。我的兴趣越来越明晰地从泛泛的女性身体(包括残缺的身体[2]),过渡到女性的情欲身体,尤其是那些容易消失在人们视野中的女性群体的情欲身体。贯穿这一个个小研究,我的整体方法学尝试是:如何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方法去探索日常生活中女性的“情欲身体”;在某个具体的时空中,在多样女性的日常生活中,“身体”是什么?“情欲”又作何解?

情欲的身体,在我目前的研究中,暂时被限定在“性的身体”。这里的性(sexualities),包括谈性、性幻想、性行为、性关系、性感打扮等。作为研究方法的文章,我将重点讨论如何与其他女性讨论性的议题,以及对于研究者身体在场的思考。文中屡屡提及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在方法论以及作为我们所处的经验世界的意义上被使用;它是“常态的”,且充斥着不可见的、絮叨的、纠结的、战术的、权宜的、情境的、反身的等诸多特点。

我将具体以“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下文简称女性感染者)的身体与性”研究为例,来实践“论方法”[3],即具体地探讨研究过程中的方法学思考;更多的是抛出问题,分析纠结与困境。因我的研究旨趣与隐而不见、在场却缺席的“日常生活”紧密勾连,也不妨视之为“论日常生活研究方法”的一次具体尝试。只不过,这里的“日常生活”不仅因为日复一日的常规运作被视而不见,更因为人群的边缘与话题的敏感“秘而不宣”。

寻找问题:生活现实与理论脉络的思考

我的问题意识,来源于生活现实与理论脉络两方面的思考。

之所以关注“女性感染者的身体与性”,首先与我自己十余年来参与的艾滋病防治项目的经历有关。我虽没有感染者的切身体会,却近距离接触过不少女性感染者,认真倾听过她们的故事。我深感,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艾滋病项目基本是在医学化的框架下推行的,社会科学参与的“跨学科”实践操作起来陷阱多过成就。[4]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之下,艾滋病作为疾病是凸显的,而活生生的人是缺失的;感染者的医疗空间是在场的,而生活空间是缺席的;艾滋病防治的关注点是如何让人活着,而不是如何活得好。

在中国社会,对于相当多的感染者来说,如何与疾病做斗争、如何获得不受歧视的治疗依然是主要问题。可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日常”地活着,可以活得很久,更为切身的、生活化的议题不能被忽略。即便身缠疾病,日子还得过,而且要尽量过得好。身体形象的改变与管理、情感、性与亲密关系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社会大众觉得感染者根本就不应该享有性生活的认识之下,这个维度的研究与讨论,也是对抗歧视、直面现实的一个重要面向。

从性别的视角看,2000年前后国际项目引入、推动的“健康与社会性别”政策,也仅仅是关注到女性感染者的疾病负担与多重歧视,即便是在认知层面,也鲜少触及女性的身体与情欲。因此,在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展了近20年后,我的关注点从艾滋病的社会文化影响因素以及疾病的社会建构,转向日常生活中“女性感染者的身体与性”。

从理论脉络来讲,我的立场是要挑战医学与公共卫生主导的艾滋病话语,这也是十余年来中国为数不多的医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学者们致力在做的。这些努力在强调“艾滋病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艾滋病的社会文化因素方面确实做出了成绩,但是我又总觉得现有的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分析框架更多看到的是患病的身体,虽然强调主体的疾痛而非医学的疾病,却也并没有给性/别与情欲的身体留出更为积极、更为日常的生产空间。

除了性社会学及性人类学的研究脉络,我还受益于三个方面的身体与性/别领域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知识。

第一,身体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理论脉络,尤其是洛克与冯珠娣所强调的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逾越各类二元对立的身体观(lived body)。[5]第二,在女性主义理论脉络下,在pleasure(强调性的快乐与情欲自主)与danger(强调性的风险与暴力)的争议中强调女性情欲的那一派。[6,7]第三个考虑则是学科性质的。在阅读性研究与身体研究的文献时,我深感社会学与人类学经验研究的缺乏。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研究”的转向以及“写文化”[8]的反思浪潮之下,具体的借助访谈、田野调查等所谓“传统”的质性经验研究方法展开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非常缺乏。在情欲的领域,首先是生活实践与行动要远远领先于学术研究;其次,各类人文艺术,绘画的、小说的、影视的,以及哲学的探讨显然又占据着学术优势。情欲是不是适合被社会学所研究,可用主体的语言去表述,可被他者倾听与观察,本身也构成了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在以上的理论脉络中,身体、情欲、性等概念不再飘忽不定、不再被想当然化。物质性的具体身体有了生存及生产的空间,而且这种身体不再是被动地受规训的、被消费的,更是积极的、情欲的。这种身体更有力量。

现实与理论的脉络引导的是问题意识,忽视这些生活与知识图示的影响显然是天真的。但是,我也时刻提醒自己,它们不是为了给研究提供具体答案,也不应该成为材料的束缚及先验性解释。它们把我引向日常生活中女性积极的身体与性实践,至于其是如何实践的,其运用的战术与逻辑,镶嵌于言行的权力是怎样运作的,则要开放给将要去探究的那个生活世界。

具体到感染者的项目,情欲身体的探究主要体现在女性对于“性”的想象与实践。这包括,首先去了解女性感染者在生活中如何主体地去建构身体、性这些概念;进而去分析“为什么如此建构”的生活逻辑与社会结构类问题;最终试图挑战、拓宽现有知识对于“艾滋病”的性想象及女性之性的想象。

如何谈“性”具体方法的尝试及思考

(一)敏感领域的特点

“敏感领域”的敏感性,凸显了社会学研究在方法学上面临的挑战。

敏感性首先体现在研究主体的“边缘”特点。作为边缘人群之一,女性感染者的边缘性主要体现在三点:“艾滋病”的不可治愈及其“传播”恐惧带来的社会歧视并因此造就的边缘地位;传播途径的“不道德性”带来的道德边缘地位;以及相较于男性来说,女性相对弱势的性别地位。身处边缘地位的人群,其对研究的顾虑更加凸显。相应地,如何进行伦理的思考,如何去化解这些顾虑,如何去分析这些顾虑对于叙述的影响,则是研究者要去尝试的。[9]

其次,敏感性还体现在“性”的隐私。谈“性”,因为触及人们的隐私屏障,不管是研究者还是研究主体都面临更多的难以启口的尴尬。其中,两类敏感性的叠加——“女性感染者的性”蕴含的至少双重的道德压力,加上“故意传播性病”的法律威慑,使得与女性感染者谈“性”,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方法学课题。只是,与其说这种挑战是敏感领域所独有的特点,不如说是彰显了研究方法与伦理方面的某些思考,对于其他领域的经验研究可以起到比较或者举一反三的作用。

(二)不同方法的尝试

1.寻求草根组织的支持:研究的进入

2013年初,我们去北京的某个艾滋病感染者草根组织(A组织)寻求帮助,把初步的想法与总负责人(B哥)及女性小组的负责人(C姐)交流,探讨研究的可能性及意义。之前与他们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长时间建立的信任感,以及适逢A组织自己也在探寻如何在女性人群中多开展一些工作,使得我们在这个环节上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作为重要知情人与联络人,B哥与C姐在建立关系、取得信任、寻找被访者这个步骤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久,我们约了C姐聊天。这次聊天更多的是涉及她所了解到的人群的情况。C姐以开玩笑的口吻讲述了“找男人”的三类故事:“圈里流行三种‘找男人’的说法:第一种可能性是找个圈里的(艾滋病感染者),这样不存在谁歧视谁的问题,可问题是,圈里的男的长得太丑了(作者注:因为长期吃药,药物副作用带来肤色以及形体的改变);虽然我们也想找个伴儿,但也不能太降低要求吧(笑)。但要是找个正常的男的吧(非感染者),又担心被发现,就算是男的愿意,还有他的家里人呢,还有以后生活中谁知道他会不会提这事呢。有的人就提议说找个(男)同性恋吧,还真有人尝试的,可是也有问题,身边没有男的吧,也就算了;你说有个男的躺在你边上,你还不能碰,那多难受(笑)……”

这些玩笑至少告诉我,在女性感染者们之间,找男人、性关系这类议题是有被“开玩笑”的,以及开的分别是哪类玩笑。这些故事让我至少感觉到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不是一个伪问题。

但是,如一位朋友提醒的:找男人,这个中文语境中含糊的说辞,指向的是找陪伴,还是找“性”,还是有其他的意思?在后面我们访谈到的材料中,有不少被访者确实是从“找伴儿”的角度来说“找男人”的;C姐的话里,对于身体(长相)、性(能不能碰)的强调,至少表明“找男人”并不仅仅是陪伴意义上的。

这个提醒背后更为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是:亲密关系、性、伴侣这些我们习以为常到混用的词语,到底指的是什么?研究者如何使用它们,被访者又是如何在使用?计较这些词语的意思,除了是要考察日常生活中的用语,其意义还在于:“性”(包括相关的粗话)因为其字眼的敏感与污名色彩,在正儿八经的谈话场合(尤其是学术界),经常会被置换掉,或者含糊其辞地游移到其他更为“正当”的词汇上去,诸如婚姻、情感、家庭、生育,甚至性别,以及最近时髦的“亲密关系”等。这也是我经常喜欢抠字眼,一定要把概念区分开来讲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如果不抠字眼,“性”越发不可见,越容易成为高大上的学术语言的权力游戏的牺牲品。

2.“情感历程图”:社工方法的热身效应

半个月后,我们与C姐策划了一次活动,地点是在她们的活动室。那是第一次正式与其他感染者女性见面,介绍我们的研究。那次,学生组织了一次“情感历程图”的游戏;随后,我们(我和两个学生)开展了三个小组讨论。一共有13位感染者女性参加了讨论。

设计游戏的学生是社会工作毕业的。在C姐介绍了我们(重点介绍“是自己人”)之后,学生请在场的每个人画一张“情感历程图”,把生活中自己认为重要的经历标出来,给出分数;然后她又以自己为例,请大家讲解那是什么情感经历,为什么给高分或者低分。

对于这次活动,作为观察者,我的感受是:有利于打开话茬,活跃气氛。但是,因为学生设定的是“情感经历图”,我们听到的也多是情感经历,诸如单恋、初恋、失恋、结婚、离婚等。没有人主动说起“性”或者相关故事;“性”,在“情感经历”中,是避而不见的。我对于国际上引进的类似游戏(参与式活动)的做法,有一定的保留意见,对于被访者发散式的自由畅想法(free talk)(比如自己写日记、同伴记录性的故事)也心存疑议。

首先,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自由畅想”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自由畅想”之下,那些原本就不可见的议题、被社会所避讳的字眼更难以浮出水面,比如“性”。研究者如果不把“性”字提出来,如果不能像谈“麻辣烫”一样自然地谈性,很难指望被访者自己来畅快地、主动地谈性。更何况,我们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谈性”的忌讳,更是“不知道如何去谈”。在性这个议题上,“良家妇女”的想象力更是有限的。因此,我坚持把“性”显性地带入到小组讨论,以及在生活场景中的访谈与聊天。学生不止一次地质疑过这种“坚持”:这不是她们关心的议题,我们是否在“强人所难”?这就提出了更多的方法与伦理问题:什么是“自己关心的议题”?研究中的“强人所难”如何理解?

游戏之后,我们把参加者分成了三组:在婚,单身,以及在婚与单身的混合组。三组小组讨论中,我们了解到不少面上的信息,以及不太涉及个人隐私的“理解”类问题。其中的一个策略是影射法,是向她们请教“女性感染者的性”这个问题是否重要,她们对于这个议题的看法,以及她们所了解的“她人”的情况。在小组讨论的情况下,个人的具体经历是不容易被听到的。

3.生活情境中的访谈:走向个人经历

随后的一年中,以学生为主导,我们开始单独在生活场景中约访女性感染者,除了两人不愿意谈及自己,我们一共访谈了11人。因为现实的局限性,我们只能在有限的选择范围内尽量考虑到差异性与多样性。

在这11人的访谈中,基本都涉及对于“性”的理解,以及自己在性方面的关系与行为方面的实践。其中有两位女性,尤其积极地谈到了许多与“性关系”相关的内容。不过,即便是这两位女性,在谈到是否戴套这个问题上,也非常小心地用“如果那男的不想戴,就不戴了;但是我的病毒载量已经很低了,不具有传染性了”来缓解自己的道德压力。在我所了解到的其配偶不是感染者的性关系里面,因为各种顾虑及告知的复杂性,大部分的女性并没有主动向她们的性伴侣告知自己的感染情况;而因为“戴套”背后的文化困境,也不一定会使用安全套。这里的伦理是很纠结的,充满困境。她们除了担心被暴露从而受歧视,甚至遭遇暴力,自己也承载很多的道德压力。作为研究者,我至少认为不可以谴责其为故意传播,更不能够将其“广而告之”,这里面有更复杂的结构性因素需要讨论与挑战,也需要探索更为战术与策略的应对技巧。

因为人群的分散,以及由于伦理与现实生活空间的局限,我们很难像住在红灯区那样以一个社区为基点对某位女性的情欲世界开展参与观察。单一的访谈,即便是在多样化的生活空间里加上若干次聊天,其局限性还是很明显。

即使是在私下场合里,大部分女性在身体形象(用药之后脂肪转移、肤色暗淡等)、跟家庭的关系、情感这些议题上可以敞开了讲,但是在性方面,可讲的不多。其限制主要不是来自于“不敢说”,更多的时候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觉得无话可讲,“不就那么点事儿,有什么可说的”?尤其是确诊之后,加上到了一定年龄,没有性生活是常态,也没什么性欲望。学生的最大访谈感受与抱怨是:她们都不愿意谈性,也觉得没什么可谈的。我们深感在现有的社会背景与忌性文化之下,要去寻求积极的、正面的“性”非常困难。

B哥的建议是:你们找的人太“普通”了,我认识一些在外面“乱搞”的,故事多了去了……寻找情欲方面很开放的女性,或许是一个好的研究策略,也有不少性研究实际上是这么做的。但是,即便是所谓“普通”的女性(这里更多的指那种在性方面的表现不是很活跃,或者不是主动倾诉型的、网络表现型的、读者来信型的),积极的性、能动的身体就不可见吗?我个人固执地觉得,探究这些人的情欲身体,尤其是其扩展到网络之外的多维生活空间中的情欲身体,更有挑战性。

那么,“谈性”的方法学挑战具体来自哪里?是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制约压抑了作为被访者的女性的谈性意愿,还是我们作为研究者自己也觉得难以启口?是谁不愿意谈“性”?是我们这样一种常规访谈方式,在探究“性”这个问题上本身就有局限,还是什么因素制约了我们谈性的能力与空间?这些困难是访谈技术的问题,还是社会文化的问题?或者说,哪些是技术的问题,哪些是社会文化的问题,哪些是兼而有之的问题?

4.小组骨干培训会:“需求”话语的纠结

2014年初,B哥邀请我参加在东北某地开展的女性感染者小组骨干的讨论会。这次讨论会的主旨是女性感染者的需求是什么?B哥说,我正好可以跟她们聊聊关于性方面的需求。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需求”讨论的环节,有女性感染者列上了“急需择偶”。不过,很快,B哥就给我泼了冷水:她们是因为看到你坐在这里,知道你是搞性研究的,才“勉为其难”提到这条的。换言之,我已经成了一个“性”的符号。我不太甘心这种“勉为其难”,也不满足于“择偶”对于性的替代,直接在后面的讨论中提到:性方面有什么考虑,目前的性状况如何,即便没有配偶,怎么看自慰、女性性高潮之类的事情。这种挑战,倒是没有引起反感,除了换得一些“咯吱咯吱”的笑声之外,很快这些话题就会被岔过去。B哥和另外一位女性负责人安慰我:性还不是需求,她们有更多的其他方面的考虑,比如治疗,所以不愿意聊性。

这次讨论会激发了更多的问题:“需求”是什么?谁的“需求”?是谁绑架了我们的或者她们的“需求”?社会,项目,草根小组,我们研究者,还是作为个体的女性自己也是共谋?我也不得不面对“她们自己说的”这些主述语言的复杂性,也不得不把学生的问题转向我自己:那么执着地要谈“性”,合适吗?

但是,讨论后期的一次转机,又给了我“谈性”的信心。当B哥许诺找资源来给社区的女性感染者朋友们安排一次免费的两癌筛查(乳腺癌与宫颈癌,也是被提到最多的女性需求)时,我“恬不知耻”地许诺在下次开会的时候给她们带“跳蛋”(女性自慰器一种)。这个建议得到了若干人的欢迎,至少没人好意思拒绝,这让我又看到了进一步探究“女性情欲身体”的希望。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因为都住在一起,在会场外观察到的某些女性如何打扮自己、如何相互开(找)老公或男朋友的玩笑,也进一步让我感受到正面的身体力量以及对于积极的“性”的商讨空间。

5.艾滋联盟的女性分会场:“跳蛋”激发了性趣

2015年初,B哥邀请我参加在北京开展的艾滋联盟会议的女性分会场。这次会场上的大多数人我都已经认识了。大家一看到我,自然扯到了“跳蛋”的议题上。为避免她们尴尬,我自己购买了口红式(便于携带又很隐秘)的跳蛋,在家组装好,到现场给她们。为了避免假冒伪劣产品,尝试过之后,我才敢发给大家。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在网购了20多个跳蛋之后,我接到了后台服务生的电话:“女士,你确定是要买这么多吗?”试图保持冷静的语气里,略带不可思议的戏谑。

这次的貌似玩笑式的“非”学术性的“切身”实践,实际上却是打开这个话题的最直接以及最有效的方法。因为一些不可控的因素,我没有机会跟她们聊“用户体验”,但是从她们的表情、开玩笑以及个别人的“抱怨”中,“女性之性”以及情欲的身体开始更为赤裸裸地呈现。比如,一位大姐抱怨:“这个口红只有一个档,频率不好调整。”另一位抱怨:“这个只有阴蒂(注:不知道是本来知道这个词,还是因为我之前在讨论会上说过)的刺激,没有带那把的(阴茎部分),不够高档。”还有一位的抱怨是:“那感觉,毕竟比不上人,没有体温。”

“跳蛋”的尝试,其意义不仅在于刺激研究者更为积极地思考,适合女性感染者人群的生活情境与研究情境,还在于思考研究与行动的复杂关系。什么是研究?什么是行动?研究者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介入研究主体的生活?研究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研究者的生活?从坚持要“谈性”,到反思自己以及学生开口谈“性”的迟疑,到购买性用品,自己尝试,跟她人交流经验……在扎根于生活的研究图示里,我们无处藏“身”。学生的不舒服感,我们的情感与身体,我们的情欲以及对于情欲的限制,在研究过程中越来越具有在场感。此外,虽然对于不能赠送质量及功能更好的跳蛋略感抱歉(太贵了),但是事后我在情感上、伦理上略为释怀,通过赠送“跳蛋”这么一个具体的小小的物体,不管效用如何,至少承载了我的回馈与感激之心。

日常生活的制约与“切身”挑战

日常生活的研究方法强调对于“日用而不知”的概念以及日常实践的研究。在这个理论视角之下,情感、身体、性、情欲有了在场的空间。在理论上,对于生活世界的重视早已被论述。可是,在学术实践上,如何在方法学上尤其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经验研究的方法上,使其具体“可见”,仍然需要不断地探索与实践。

(一)生活世界的制约

与女性感染者“谈性”的过程中,日常生活的规范无处不在,不仅仅约束了研究主体(不好意思谈以及不知道怎么谈),也约束了研究者(性不重要,这不是她们的需求)。

1.“谈性”与边缘女性的生活世界

面对身处道德与社会边缘的女性群体的生活世界,“谈性”的研究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方法学问题:她们如何谈“性”、谈“身体”?为什么在公开的场合更愿意谈用药、治疗;为什么在需求的列表里,乳腺癌与宫颈癌的身体是在场的,性的身体是隐蔽的?性对于她们来说“真”的就不重要,还是这种“真”或“假”已经被社会的各类“需求”建构所绑架?这种感受已经深入到身体与情感层面,以至于相关的挑战会带来不舒服的感觉?那么,在研究中挑战这样的、已经嵌入到身体层面的“绑架”是否合乎伦理?谈论让人不怎么觉得舒服的议题是否合乎伦理?我们作为研究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且需要挑战这种“不舒服”的情感?[10]

我的初步回应是:我们自然不能天真地认为女性说出来的话就是主体声音与需求,社会规范与权力如何嵌入了这种需求话语的构建,则是一个需要正面面对的问题。女性谈性的实践,反射的是社会对于性的态度与价值观。而研究者探究,甚至批判性地挑战这种“需求”话语是必要的。换句话说,我认为在涉及敏感议题的研究中,行动取向难以避免,而且也不需要避免;甚至可以说,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行动,就是对沾满尘垢的日常生活的挑战。相对于所谓的价值中立,这恰恰是更合乎伦理的。但是复杂性就在于,我们又要时刻警惕以启蒙者的、高高在上的姿态出现,或者简单化到仅仅套用概念、理念,对事情不加分析、只喊口号的层面。在此过程中,需要更为复杂的思考,允许纠结,鼓励小心尝试与具体分析。在这个意义上,相比于通常所说的行动者,研究者会显得更为保守与谨慎。

2.“谈性”与女性研究者的生活世界

研究者也处于生活世界,受制于社会规范。“谈性”的挑战不仅仅来自访谈的技巧,也来自女性研究者的身体与情欲方面所受到的约束。

我对于研究者是否一定要与研究主体共享生活经验这个问题,有自己的保留意见(比如研究小姐,那么你要做小姐;研究婚外性行为,那么你自己要有这种经历)。对于那种高调的质疑:只有情欲解放了的研究者才能做好情欲研究,也持有保留意见。其中,虽然也有略为不甘心地为自己辩护的私心,但确实认为至少有两个方法论问题需要讨论:研究者能否做得到?研究者与研究主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共享经验”?

对于研究者身份与经验的本质性质疑有一个潜在的假设或者认识,这种认识首先忽略了研究者也不过是生活中的常人一个。对研究者的审视,对自身的挑战本身可以是、也应该是研究的一部分。其次,这也与我们的研究问题有关,我们是研究“身体感受”与“情欲体验”本身,还是某个具体时空中、某类人群的“身体表达”与“情欲实践”?身体、情欲,不是脱离时空的抽象概念,而且不同人的身体实践、身体感受及其所处的情境是不一样的。在方法学经历过反身思考阶段的今天,我们强调研究者的体验及感受的重要性,但是,我们显然也不能仅仅靠研究者的个体感悟“推己及人”。“共情”的程度、界限、优点、局限是复杂地存在着的。差异性的生活经验提醒我们,在研究中如何理解他人,不仅仅是态度的问题,也是能力与学术训练的问题。

在学术训练过程中,尽管“脱敏训练”可以让研究者谈性不色变,尽管访谈技巧的训练也有助于研究者可以在不同的场合把聊天更好地进行下去,但是嵌于日常生活中的性与性别文化对于研究者身体与情欲的切身制约仍然时不时显现。在与某些女性,尤其是感染者女性,或者身患乳腺癌的女性“谈性”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这种疑惑:性,相对于身患疾病的女性来说,或许真的不是那么重要?因此,有些关于性快乐的议题自己都很难张口。经常是,研究者首先忌讳“谈性”,以“这个问题不重要”而转移话题。正如Vance批判性地指出:“据说,贫困阶层仅仅对具体的、物质性的和与生活保障有关的事务感兴趣,因此,面对贫困阶层谈论性的快乐是不礼貌的,而且是糟糕的政治实践,就好像性与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无关。”[11]正是类似的自作聪明式的假设,限制了研究者谈性,或者为“性不重要”提供了合理化解释,加剧了忌性的文化。

我们也会真糊涂或者假糊涂地以亲密关系、婚姻、伴侣、感情等词语替换掉刺耳的“性”字;一不留神,会把身体、情欲作为学术时髦升华到抽象的层次或者文化批评的层面去讨论,而拒绝落到现实生活着的人的“身体技术”(莫斯),使用更为赤裸裸的“性行为”、“性技巧”、“性高潮”甚至是“操”、“口交”等字眼。而研究期间我们也可能(经常)要挑战某种不适与尴尬,这种不适与尴尬恰恰也是田野工作中的一种日常。[12]

研究者与研究主体都是在制度下行动,在各类制约中寻求突破口,只是不一定同步。很常见的,相比于研究主体,高学历的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受到的身体与情欲层面的束缚更大。这也是为什么学术界对于身体、性、情欲的讨论要远远滞后于生活的原因之一。这种滞后,让我一度怀疑我们做这类研究是否有意义,或者是对谁有意义;我们是在挑战他人的身体与情欲,还是在挑战自己?不正视研究者群体的局限与复杂性,或者简单地批判研究者不够情欲开放,都只会把情欲的讨论流于纸上谈兵,或者空喊口号。

(二)探寻积极的生活空间与研究情境

所有的资料与经验都是沾满尘垢的(罗宾语),尤其是指向边缘人群的时候。因此,日常生活的经验研究,要警惕成为一个“天真的经验研究者”,“人们的日用而不知的所言、所行、所思和所感之规律常常是论述权力运作的效果,我们在习焉不察的情况下,它通常早已深深地镶嵌在我们的身体律动和语言陈述当中,以致于我们会在生活实践中不断地重复再制这个规律而不自知”。[13]

但是,尽管限制重重,我坚信对于活生生的人的身体与情欲的研究,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质性研究方法,尤其是日常生活的经验研究是重要的。我的努力方向是在具体的方法层面探寻更为积极的生活情境与研究情境,更为建设性地去激发“主体”的声音,了解日常生活的逻辑以及日常地生活着的人。

在研究中,我们也在试图从不同层面积极地扩展田野的边界,从不同角度、不同的空间更加综合地运用不同的方法来“理解”女性感染者的身体与性。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游戏、小组讨论、闲聊、访谈、讨论会、观察、自己写故事,QQ群的讨论等),与不同艾滋病群体(草根小组的骨干、北京的感染者、东北的感染者等)在不同场合的交流,都有助于我对于这个议题的整体理解,也有助于我尽可能地与女性艾滋病感染者共处一个生活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更好地感受不同生活世界的差异与共性。开玩笑以及谈话之余的“身体打扮”,把我们带入了更为积极的身体与性实践;而“跳蛋”进入研究空间的尝试,则更为切身地挑战、激发了研究主体以及研究者的身体与情欲空间。

尝试仍在继续。作为一种理想与方向,希望时间的沉淀,阅历的增长,知识与常识的积累,多维的方法尝试,以及更为整体的思考,可以帮助我在探求女性的情欲身体过程中,不仅仅只是抛出问题,也会有具体的成果,还可以更好地回馈参与我们研究的女性朋友;不仅仅具体地展现生活的琐碎与纠结,也可以在更为整体与结构性的层面进行社会批判,促进更为积极的身体生产与情欲建构。

而本文的讨论,也不仅仅局限于女性感染者与性研究者,希望可以抛砖引玉、举一反三地促发学界类似的方法与伦理讨论。

注释

[1] [13]周平、蔡宏政.日常生活的质性研究,嘉义:华南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所,2008:1-26.

[2]黄盈盈、鲍雨.经历乳腺癌:从疾病到残缺的女性身体.社会,2013(2).

[3]潘绥铭、黄盈盈、王东.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黄盈盈、潘绥铭.跨学科主张的陷阱与前景--基于预防艾滋病领域的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5).

[5]Lock,M,Farquhar,J.Beyond the Body proper:Reading the Anthropology of Material Life.Duke University Press,2009.

[6][11]Vance,C.S.Introduction.Pleasure and Danger:Exploring Female Sexuality.Boston:Routledge&Kegan Paul,1984.

[7] [12]何春蕤.好爽女人.台北:皇冠文学出版有限公司,1994.

[8]克利福德、马库斯,高丙中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9]黄盈盈、潘绥铭.中国社会调查中的研究伦理:方法论层次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9(2).

[10] 何春蕤.情感娇贵化--变化中的台湾性布局.黄盈盈、潘绥铭.中国性研究.台湾高雄:万有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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