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伊朗导演，生于1940年。当代公认电影大师，作品包括《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樱桃的滋味》《随风而逝》《特写》等。法国著名导演戈达尔评价：“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2016年7月5日，阿巴斯因癌症在巴黎去世，享年76岁。

●刘杰：中国导演，生于1968年。处女作《马背上的法庭》2006年获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奖。作品还包括《透析》《碧罗雪山》《青春派》《德兰》《捉迷藏》，获得多个国内外奖项。

刘杰和阿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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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看到阿巴斯的电影是90年代，看碟，牛皮纸VCD。看的第一部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太震撼了。所以为什么有人会成为大师呢，因为他的电影是完全不在经验之上的。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电影，我觉得这个就是所有大师给你的震撼，会让你觉得：哦，电影是可以这样拍的。

我认为电影无外乎就是一个主题、一个精神、一个形式。我看过的几部阿巴斯，主题都是“寻找”，包括他的创作、拍摄也是，他形式上也是这样。你能看到，他每一部电影都是一个寻找的过程。

当你看《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就跟着那个小孩，寻找他同学的家，你看到的是那背后伊朗的政治、社会、人文……所有东西都在后面，渐渐地你都能看见。《橄榄树下的情人》和《樱桃的滋味》也一样。《樱桃的滋味》也一直在寻找嘛：我要找一个人，你们到底谁能把我埋了。

我觉得他对中国导演影响蛮大的，因为他有点像一个中西文化的桥梁。在他之前，东方的电影导演，世界性的、有大师头衔的，只有日本人。并且他处于伊朗，那也是东西方交界的地方。

我们好可惜。电影发展这么多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在世界上被称为大师的人出现。但是伊朗电影有，台湾有。我觉得还是跟我们的教育有关，我们太讲学习了。阿巴斯给我的启示是这样的——他说他基本上不看电影，因为要避免去取得经验。这完全跟中国的教育是两回事。这样才能够坚定走自己的路，才能回到自己的本心，本真地去做一些东西。

阿巴斯在中国

后来我读到他这些东西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很开心。因为这么多年，我也努力去尽量少看电影、少关心潮流、少关心现在什么东西受追捧。我也会做很小的制作，自己做制片人，自己做导演，自己做编剧，能自己干的活都自己干。我 以前并不知道阿巴斯是这样做的，走着走着看到了，于是就觉得，我这样做可以啊，没问题啊，就这么走下去吧，想想也不丢人。只是我现在觉得很遗憾，还没有找到完全的个人化的东西，这个我还需要努力。

有时候会听别人说“你是个导演，应该被别人伺候，管那么多干嘛！”每到这时我就想：你懂什么，阿巴斯就这样（笑）。这样你才能够保持更大的独立性。所以这是我喜欢他的原因吧。你知道当一个导演成功的时候，会有多少人过来绑架你、有多少钱来砸你，如果一个人还能够这样一直坚持走下来，这种人不成大事谁成大事？

他的电影完全不在经验和套路里，包括一些调教演员的方式，包括他没有看景、没有体验生活的时候，不会去写剧本。后来我也是，我根本不知道拍摄的人是什么、景是什么，写个剧本不就是在闭门造车嘛？所以近几年好多片子都是在这种拍摄和体验之中现生出来的。

我去年9、10月份见到了他。央视微电影频道在浙江办了一个微电影大赛，我俩都是评委会的。他跟以前见过的照片一样。普通身高，一直戴着墨镜，不怎么爱说话，声音很轻很慢，特别温文尔雅。我们聊了聊在拍什么戏，那时候没看出他有任何生病的迹象。

以前混电影节的时候，基本上所有大导演我都见过，但基本上没合过影。只有一次，遇到简•坎皮恩，我站在旁边，老太太正跟人挨个合影，可能以为我也在等合影，直接把我拽过去，亲热地搂着我合了一张（笑）。阿巴斯是我第一个主动求合影的导演，可能我觉得阿巴斯跟我是“一道儿”的。

那个时候阿巴斯想要在杭州拍一个片子，他去过几次杭州，见一些演员，体验生活。反正对我来说，听到这种创作过程，我还是蛮期待的。

只有这种态度的导演，才可能跑到另一个国家拍电影，因为他的方式决定了他是可以的。他是从采访开始的，是从感受开始到认识的，不是从观念开始的，不是我今天有一个活，拿到一个剧本，有一笔钱，过来拍个片子。我觉得那样你要是拍异域人文的话，就是扯淡，会成为笑话的。就像现在有韩国导演跑中国来拍那么多片子，大家都觉得好雷啊。当然雷啊，他根本不了解这个地方的人是怎么想的，那都是来抢钱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他们当时已经做了多少准备，是不是阿巴斯想要拍的东西已经有了。我知道他是用小摄像机来记录和准备他要拍摄的对象和场景，如果已经有了并且记录下来了，我觉得这个项目应该继续下去。我想看到阿巴斯想要拍摄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以前大师拍中国，我只看过安东尼奥尼的《中国》。

为什么到了他那种地步，他还能坚持自己独立的创作？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想一想。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土壤里总长不出大师来。大家缅怀他的时候也多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有人能够更纯粹一点。